扬我“张家界文化”旗帜

作者： 来源：张家界旅游网

　　几年前，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就说过湖南要打好两张牌，一张是张家界牌，一张是袁隆平牌。足可见张家界这一品牌是何等了得!可是，由于对张家界文化缺乏应有的发掘、推介和弘扬，以至于在一些人中间，误以为张家界没有历史，误以为张家界自己没有文化，误以为张家界的土家族不像少数民族。三个“误以为”所导致的结果——误以为“张家界牌”就是山上那些个岩头。这是对张家界本来面目的严重曲解，也给整体意义的张家界形象带来了不良影响。其实张家界不仅有文化，而且底蕴深厚，自成一格，完全可以底气十足地“自立门户”。它是“张家界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负有担当灵魂和旗帜的重任。张家界作为一个新建的旅游城市，尤其需要树立文化自信、文化自尊和文化自觉，需要形成强大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需要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因此尤其需要用“张家界文化”和“张家界精神”来凝聚人心，形成合力。扬我“张家界文化”之旗帜，已是时不我待，势在必行。

　　本境地理环境的最大特点，是地处云贵高原向洞庭湖平原过渡的交接部，地处汉族地区和土家族地区的接合部。一方面它位于武陵山区腹地，属于武陵山区文化圈;另一方面，流贯全境并连接外部世界的千里澧水，堪称色彩斑斓的一条文化沉积带。张家界文化作为武陵山区文化圈和澧水流域文化带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与武陵山区湘鄂黔渝诸州市——山同脉、人同族、文化同根;它与澧水下游常德的几个县份——水同源、政同区、文化同流。前者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后者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张家界本境的两区两县，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本境设县伊始，在2230年的历史长河中，除去慈利单独划归常德管辖过50年，即1938至1988年;永定、桑植一同划归湘西州管辖过36年，即1952至1988年——其他的2000多年时间一直是同一行政区域。因此，从古至今是山同脉，人同族，水同源，政同区，其文化精血根植于同一座武陵山脉，其文化母体源于同一条澧水河，毫无疑义是同父同母的骨血兄弟，“张家界文化”是古往今来两区两县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晶，这是最基本的文化认同。

　　一、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

　　20世纪80年代，本境考古发掘取得诸多关键性的重大突破。仅慈利一县，1986年这一年就先后发掘出旧石器遗址1处，新石器遗址2处，商周遗址5处。慈利县高桥乡白竹峪村，峪间的两侧悬崖上凿有30余穴悬棺，20世纪50年代有樵人入内，见到残朽棺木、骨殖、铜剑和陶、瓷器碎片。桑植朱家台有一处极似瓦窑的商代遗迹，一旦确认，则是全国第一商窑，因为迄今为止全国还没有发现商代瓦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今张家界中心城区(即永定城区)的城北地带，先后发掘出战国两汉墓达727座，出土文物1600余件，已知有国家一级文物50余件。其中在今欣业家园地段发掘出来的几座楚墓，封土规模庞大，文物专家认为其规格之高，有可能超过长沙马王堆汉王妃墓。澧水大桥北端一侧的古人堤，有远古和上古时期多种文化层，出土的九九乘法表除新疆楼兰和龙山里耶，还没有在其它地方发现过。慈利出土的楚简，是湖南省发现楚简数量最多的一批(一千多枚)。凡此种种，说明早在10至30万年以前的远古时期，以及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本境先民们已在这方天宇下筚路蓝缕，开凿鸿蒙了。出土文物中的大小陶器，几千年过去了，仍鲜腥如初。红陶、灰陶上的那些绳纹、弦纹、云雷纹、水波纹，以及带着远古部族印记而无从破译的那些铭文符咒，每每唤起人们心灵深处至感温馨的情愫。仍能清晰地感觉到一双双手的低语。

　　再说建城的历史。建于东周时期的白公城遗址，在今慈利县城，现在还有护城河的遗迹。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本境属黔中郡慈姑县，县府在今慈利县城的太平村，距今已有2230年历史。西汉五年(公元前202年)设零阳县治于慈利，设充县县治于今永定城区，距今已有2211年历史。公元264年设天门郡，郡府在今永定城区，因而建郡州的历史也有1745年了。此后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里或为州府，或为县府，或同为州府和县府;公元1371年起，这里是军事重镇永定卫城所在地，明永乐四年(1406年)建造的普光寺，比起北京故宫要早七年时间。所以我们完全有足够的底气这么说：从远古走来的张家界，是一块神奇又古老的土地，是一座年轻又古老的城市。

　　在张家界历史文化中，有如下二类极具地域特色：

　　一是“三墓三子”及古庸国文化。“三墓”指葬于永定城郊崇山的驩兜墓、永定城郊大庸坪的赧王墓、武陵源景区水绕四门处的张良墓;“三子”指赤松子、鬼谷子、屈子。上古时候这六位名人，给张家界的文化带来了深远影响。

　　驩兜墓在崇山。驩兜是尧舜时候的大臣，4200多年前舜“放驩兜于崇山”(《尚书·舜典》)。一部名叫《鸺巴鸺玛》的湘西苗族史诗，详细讲述了一次次迁徙的原因及其历程：驩兜部落由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下游，再洞庭湖，到长沙、常德，再从“澧州澧岘上来”，分成七路上了崇山。驩兜的部落在这里聚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把崇山建设成了自己有史以来的第二个乐园。驩兜去世后葬于崇山，山上现存驩兜墓。隋时建驩兜庙于崇山。南北朝的《荆州记》、唐朝的《通典》、宋代的《太平御览》、明代的《一统志》、清代的《康熙字典》、民国的《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国地名大词典》，都确认舜放驩兜之崇山，即今张家界境内的崇山。这位驩兜老大人可以算是开本境逐臣文化先河的人物。

　　周赧王是公元前314年即位的东周最后一位君王，死后迁葬庸人聚居的大庸坪。至今当地人仍称“赧王山”。赧王墓与崇山的驩兜墓刚好遥遥相对。明清时期县志州志均载有唐代大诗人王维留下的诗句：“却怜孤墓近驩兜”。宋代大诗人陆游的文集中，也有过关于赧王墓出土文物的记载。

　　张良是西汉开国元勋。《史记》载：张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清道光《永定县志》载：“张良，相传从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岩山”，青岩山即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一带，那里有松子岗、黄石寨，相传与赤松子、黄石公涉足此地有关。张良是开本境隐逸文化先河的人物。

　　赤松子是神农时候的雨师，相传在今天门山辟谷养生，修炼长生不老之道，今存丹灶峰、赤松山、赤松坪、赤松村、赤松桥、赤松亭等遗迹。明万历《慈利县志》载：“赤松山在邑西一百六十五里，与天门山对峙。昔赤松子尝辟谷于此，上下数十里，号赤松村。里人祀其神，曰赤松大王。”赤松子堪称本境养生文化的鼻祖。

　　鬼谷子是春秋战国人，是创立纵横捭阖之术的大谋略家。天门山西北部悬崖上有鬼谷洞。清道光《永定县志》载：“石室幽邃，下有注流，相传鬼谷子居此学易，今石壁上有甲子篆文。”今有探险者于洞中发现石桌、石凳、石床、石灶，并拍下酷似鬼谷子面壁修炼的显影图像。鬼谷子可以算是本境神秘文化有名有姓的祖师爷。

　　屈子即屈原，这位中国诗歌之父在《九歌》中一次又一次吟哦“沅有芷兮澧有兰”、“遗余褋兮澧浦”、“遗余佩兮澧浦”之类的句子，对澧水充满礼赞之情。正因为他在《九歌》中倾心赞美“澧兰”，在《离骚》中尽情吟咏“茹蕙”，于是“兰质蕙心”成为品性高洁的代名词，“沅芷澧兰”则成为湖湘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代名词。 “茹”即茹水，澧水上游的一条支流，亦作为澧水上游的一种指代。郦道元的《水经注》里头写过“茹水注澧”的话。清直隶澧州志载“澧水又东，茹水注之，又东与温水会合”，“温”指温塘一带河段。本境清代金德荣《大庸风土人情四十韵》一诗中有“温茹经川渎，辰沅藉保障”之句;本境清代徐奏钧《春日游城西白龙庵》一诗中亦有“翠满天门开望眼，碧流茹水识源头”之句;民国王育寅为崇实小学撰联曰：“心珠澄茹水，眼底小天门”。可见屈子是本境文人文学第一人。

　　再说古庸国文化。张家界市的前身叫大庸市。很多人以为“庸”就是平庸的意思，“大庸”就是大大的平庸。其实单从字面解释，“庸”字也不只有“平庸”一种，还有“需要”、“功勋”等多种解释。清代《石达开日记》载：“大庸，古庸国是也”。可见“大庸”原是古国名。庸国曾是追随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之一，公元前611年被楚灭亡。《诗经》中没有“楚风”却辟有“庸风”，庸国在15国风中的显赫地位可见一斑。屈原《离骚》开篇两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亦开宗明义自述是高阳苗裔，庸国嫡嗣。

　　关于本境与古庸国的关系，主要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古庸国曾置上庸国和下庸国，上庸国在今湖北的竹山县，下庸国在今湖南的张家界。第二种说法：楚灭庸后，其得以逃离的部分人马辗转来到今永定区大溶溪、枫香岗一带，至今当地仍有大庸坪、大溶溪(“溶”与“庸”通)、大庸口等地名。正因为庸国有过追随周武王伐纣的历史，所以周朝最后一个君王——周赧王去世后，周赧王的旧臣们才偷偷将其坟墓千里迢迢迁来大庸坪，这时庸国已被灭亡300年了，无非是庸人对周怀有老感情的缘故。第三种说法：《史记·楚世家集解》云：“祝，大也。融，庸音同。古通用。祝融即大庸。”祝融是上古时候传说人物，系三苗集团首领之一，被奉为火神。《国语·周语》载：“禹夏之兴，融降于崇山。”说明境内古老先民系祝融的一支，故大庸一名有怀念先祖之意。第四种说法：上古时候很长时间里，今张家界市郊的崇山，是武陵地区苗蛮文化的中心。禹夏时遂有祝融降生于崇山。4200多年前遂有舜“放驩兜于崇山”(《尚书·舜典》)。3900多年前，《尚书》记载参加武王伐纣的8个西南少数民族国家，经考证，其中之一的庸国熊绎带领他的人马，当年就是从大庸的崇山越过长江随武王伐纣的。武王得天下后论功行赏，熊绎受封于楚。周宣王时(公元前827年)楚王族发生内讧，熊绎的后裔熊叔堪就率一部分人回到崇山，汉《史记》记载此事为“逃难于濮而蛮”。其实他的祖籍原本就在这里，他逃离楚地只不过是回老家来了。如此则说明本境原本就是古庸国的大本营。那么亦有可能古庸国是从这里发仞，幅射到湖北竹山一带的。以上几说一并录入，以资参照。

　　大庸作为本境地名，最早见于元至治元年(1321年)。清道光《永定县志·金石》载：刘国道铸造的灵顺寺钟，上镌“大元荆湖北道澧州路慈姑县十三都大庸口”等字样。“大庸口”即今永定城郊大庸(溶)溪注入澧水之口。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慈利州为大庸县，旋复名慈利县，县治在十三都即大庸(溶)溪，明洪武九年(1376年)迁回原慈利县城。明洪武三年(1370年)迁羊山卫至本境武口寨旧址，改羊山卫为大庸卫;明洪武九年(1376年)大庸卫治迁至今永定城，武口寨则改卫为所，即大庸所;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改大庸卫为永定卫，卫治不变。清雍正八年(1730年)废永定、九溪二卫，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永定县。这样一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才改永定县为大庸县。也就是说，明代县和卫取名大庸的时间非常之短，清代则一直以“永定”称呼了几百年。但在清人的诗作中，出现“大庸”者不乏其例。如“大庸城小户零星，温水茫茫达洞庭”;“阿侬生长大庸城，风景年年记最清”;“万山深处古庸城，文物衣冠渐得名”;更有《大庸风土四十韵》和《留别大庸》二诗，索性将“大庸”植入标题。无独有偶，光绪年间重刊的古籍《湖南阳秋》，有关于刘邦亲率大军征讨叛军淮南王英布的记载：汉高祖十二年，刘邦与英布交战，“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湖南阳秋》是记载湖南史实的典籍，湖南境内除了本境的永定城，还能有哪里叫“庸城”呢?刚好与明清《慈利县志》记载境内各地都建有汉高庙(又称高祖庙、高帝庙)相吻合。究其实，是源远流长的古庸国文脉明明灭灭、时隐时现的缘故。而旧籍中猜测明洪武二年“降慈利州为大庸县”，县名“大庸”是因为县治设在大溶溪;洪武三年羊山卫迁址，改羊山卫为大庸卫也是因为在“庸水之阳”，是经不起太多推敲的：庸水即大溶溪，武口寨在大溶溪之西，非其“阳”也;更何况大溶溪不过是一条溪，离武口寨还有好几公里，武口寨旧址在澧水、武溪交汇之处，伏波将军马援屯兵本境时写过有名的《武溪深行》一诗，从宋代就叫开了的武口寨就是依武溪而名的。因此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它没有必要另起炉灶，也没有必要舍近就远。

　　一是边地色彩的土司文化。地处中华腹地的武陵山区，山高水恶路险，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鞭长莫及。始于唐宋羁縻州县制度而成熟于元明清的土司制度，通俗地说，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自治”。受朝廷任命的土司、土官，即各司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等既是辖区内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最高军事首领。政治上实行封建世袭制，推行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土司在辖治内拥有军队、监狱，操有生杀予夺大权;经济上拥有辖区内所有的田地山林，辖区内的百姓与封建领主土王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军事上以旗作为土司政权兵民合一的组织，“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习耕凿”。土司通过设置大小土官和旗、峒等组织机构，对辖区进行严密统治。并严格执行“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规定，使得辖区内的土家族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大大小小的土司辖地，好比一个个“小朝廷”，它维持了辖区内的相对稳定，但也阻碍了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它的出现是特定环境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消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土司制度在本境延续了将近800年，在本境历史上占有相当重的比例。“斜阳衰草土司坟”，众多的史籍、方志、族谱、诗词联赋和民间传闻，以及散落在山野间的土司墓、土汉界碑、土司印章和土司城遗址，以及仍在现实生活中沿袭的若干地名，都是留给后人的文化遗存。如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处的五道水镇，有桑植土司向国栋与容美土司田旻如为边境安宁而结盟的大岩屋，石壁上仍刻有当年书写的“山高水长，亿万斯年”八个大字。市政协编辑出版的《张家界土司史话》和《张家界卫所史话》二书，较为全面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

　　二、风情独具的民族文化

　　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张家界市共有33个民族，少数民族主要是土家族、白族和苗族。土家族占全市总人口的68.7﹪，是本市主体民族，也是世居民族。土家族聚居的张家界，古往今来是各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濮潦文化的遗承，庸文化、巴文化、乌蛮文化的融汇，楚文化的渗透，汉文化的濡染，构成了土家族文化的多元激荡。土家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外族人员不断“加盟”这一历史事实。也正是这一原因，使得土家族在多元文化交流中，一方面以海纳百川的精神不断吸收各种文化因子，一方面不失根本，仍然葆有本民族的一些本质特征、基本要素和文化印记。如土家族独有的宗教——“土老司”;独有的传统节日——过“赶年”、六月六;独有的歌舞艺术——梯玛神歌、茅古斯、摆手舞;独有的古代军乐器——虎钮錞于;独有的打击乐——打镏子;独有的吹奏乐器--咚咚喹;独有的织锦工艺——西兰卡普;独有的本民族语言;独特的婚丧习俗哭嫁、绕棺跳丧;独特的建筑艺术——吊脚楼、转角楼，等等。而这些最能展现土家族特征特色的东西，除了土家语、土家族服饰、梯玛神歌、摆手舞、哭嫁只在少数边远乡村保留，其他则一直延续在现实生活当中。国家认定一个民族是十分慎重和严肃的事情。中国土家族之所以在1957年得到国家认定，是因为它确实具备一个民族的基本要素，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区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心理。所以说张家界的土家族不像少数民族，是偏颇的，不客观的。以土家族聚居的永定区王家坪吊脚楼风情带为例，植被好，山水美，画山绣水之间有大片大片新老吊脚楼，民族民间文化也十分丰厚。除了建筑文化有特色，农耕文化、饮食文化、织绣文化、丧葬文化、巫傩文化、歌咏文化都很有底蕴，又是有名的诗词之乡，还有古老的悬棺葬，无疑是我市不可多得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地。

　　美籍华人、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音乐家谭盾先生对张家界土家族民间艺术情有独钟，称镏子、木叶、咚咚喹等民乐组合为“土乐活化石”，并数次邀请张家界民间艺人赴英国巴比肯艺术中心和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文化交流大会献艺。其实何止于土家族!本土由土家族、白族、苗族、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一同创造的民族文化，如农耕文化、兵战文化、宗教文化、神秘文化、书院文化、工艺美术、戏曲歌舞、民间文学、文人文学等等，十分丰富而灿烂。即以脍炙人口的桑植民歌、硬气功和元宵花灯为例：

　　飘洋过海的桑植民歌。桑植民歌能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遗产名录，不是偶然的。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桑植民歌手就数次代表湖南参加全国民族民间文艺会演、全国职工文艺会演，并灌制了多首桑植民歌唱片。湖南上百个县，桑植是全省公认的民歌“大哥大”。几年前又获“中国民歌之乡”称号。2002年，湘籍歌唱家宋祖英在音乐之都维也纳举办个人演唱会时，演唱了我们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很使我们张家界人为之自豪。此外，多首闻名全国的歌曲，都是受桑植民歌启发影响，在吸纳桑植民歌元素的基础上创作成功的。比如电影《怒潮》中的插曲《送别》，就是受《四季花儿开》的影响;《挑担茶叶上北京》就是受《桑木扁担软溜溜》的影响，等等。

　　风靡欧亚的硬气功。张家界硬气功历史悠久，相传鼻祖是鬼谷子，永定区的官黎坪，是闻名遐迩的“硬气功之乡”。武师赵继书1979年先后参加全省和全国武术比赛，均获一等奖。同年作为中国武术代表团成员，两度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欧洲的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罗马尼亚、马耳他和东南亚诸国。他表演的卧刀碎石、头顶开石、双凤灌耳、头碰石柱、叉尖推磨等节目，好评如潮。卢森堡国王主动登台与赵继书热情拥抱，连连称赞“国际气功大师真是了不起”，并将自己珍藏的一枚纪念章相赠。1980年代，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纪录片《大庸硬气功》。

　　人山人海“花灯会”。永定城区的元宵花灯，是我们这座旅游城市一道难得的景观。在现代消费手段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背景下，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俗活动却仍然年复一年大规模举行，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实在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充满传奇的红色文化

　　20世纪20至30年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市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湘鄂川黔边区省府所在地，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二方面军(前身为红二、六军团)的策源地，是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出发地。以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在这里创造了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与传奇，是一座红色文化的富矿。从当初大字识不得几个的小骡子客，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始人之一;从两把菜刀起家的草莽英雄到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贺龙的传奇经历在星光璀璨的中国将帅群中，始终闪射着至为独特的光辉。

　　关于贺龙，关于洪家关贺氏家族，关于湘鄂西和湘鄂川黔边区长达8年的红色割据，其间的如火如荼和艰苦卓绝，其间创造的红色苏维埃文化，是何等的感天动地和丰富斑斓。以我采写的《贺龙家族七十二寡妇》为例，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红色风暴与白色恐怖交织的年代里，洪家关人民在那段血与火的岁月中所做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巨大代价。得诺贝尔奖的马尔克斯，他的《百年孤独》就写了一个小镇上的将军;我们要是把这块土地的红色文化富矿开采好开发好，将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动人景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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