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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张家界精神 打好张家界文化牌

作者: 来源:张家界旅游网

  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必定蕴涵着独特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具体到张家界,提炼并弘扬“张家界精神”,是打好张家界牌的关键所系。而培育塑造新的城市精神,必须以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为筋骨,只有牢牢植根于我们城市自身的历史民族文化积淀,并在原有基础上着手改造和创新,张家界精神才有可能具有个性。漫漫历史长河中,本土在秉承“勤劳勇敢、热情谦和、诚信好礼、见义勇为、崇尚知识、追求和谐”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形成了特有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富有特质的文化精神。它是张家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和提炼张家界精神的雄厚基础。试作如下疏理,为启动中的“张家界精神”大讨论呐喊助威。

  一、要吃辣椒不怕辣

  ——劲勇刚毅的奋斗精神

  千山万壑的武陵山区,水急坡陡,路远林深,兼以毒蛇猛兽、匪患兵灾,历史上生存环境十分艰辛。因而世世代代居住在张家界的土家族、白族、苗族、汉族等各族人民,养成了吃苦耐劳、坚忍顽强的品性,也孕育出了刚勇坚毅和崇尚血性的地域性格。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场上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有人发现来自湘西北的志愿军战士,个子普遍不高,却长了双飞毛腿,攀石附蔓、翻山越岭如履平地,每到抢占高地时一个个如同赶仗的狗、射出的箭,特别能打仗。这让人想起本境一旧时风习:相传男婴一生下地,做父亲的即按习俗称回一砣与体重同样重量的毛铁,泡进药水里,三个月后,父亲就开始用竹片蘸药水给孩婴烫脚;孩童从学走路起,不穿鞋,走刺蓬,一直练到脚板如铁。

  1、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无论是原始部落的穴居时代,还是含辛茹苦的迁徙岁月,本境先民们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过程中,不难想象他们是如何地坚忍不拔,奋发踔励。土家族史诗《摆手歌》,记载了溯流而上的土家先民们一路寻找新的安身之地的历程。进入湘西北境内,“前面一看,芭茅遮天;后面一看,芭茅盖地”,全然一片原始洪荒。在如此蛮荒的土地上,他们筚路蓝缕,胼手胝足,创建自己的家园。本境山羊隘一带向姓人家,收藏有前人编撰的《向氏族谱》,其中记载了其先辈艰难创业的情景:“荒郊旷野,道路俱系羊肠小径。崎岖多险,兽蹄鸟迹交错于道。山则有熊豚鹿麂,豺狼虎豹,诸兽成群结队”,云云。

  本境白族是南宋末年云南大理白蛮后裔一支,随蒙古军辗转长江中下游一带参加灭宋战争,后被遣散,其中一部分人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定居桑植,至今已有730多年历史。本境白族始祖当初在其落脚点,各选择一处岩石做上标记,故有“谷家錾字岩,王家覆锅岩,钟家狮子岩,熊家鱼儿岩,刘家当门岩”之说。王姓后人在当年覆锅的大石板上修了座小庙,庙门的楹联就记载了先人“起西南,寄江西,溯长江,渡洞庭,漫津澧,落慈邑,匿患难,竖草标,辟阡陌,业创千秋”的艰辛历程。

  当历史进入与贫困决战的今天,人民群众为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生命不止,奋斗不息。1990年代,慈利县战马村在绝壁上开凿水渠的过程中,有两个村民献出了生命。出殡那天,全村人宣誓:一人倒下,众人跟上,水不进村,愧对英灵!两位死者的家人:老母、妻子和儿女,揩干眼泪又上了工地。桑植县官地坪镇有个叫猫儿塔的村民小组,从1981年起,炸岩壳,填天坑,手胼足胝往岩壳壳里抠土粒,一连18年挖山不止,终于造出109亩稻田。受猫儿塔精神的感召,官地坪镇几年时间造田4198亩。也就是这个官地坪镇的黄家台村,受猫儿塔精神的鼓舞,从很远的地方引水进村。沿途要打多处隧道,隧道施工的地段没有电,他们就点蜡烛施工,到隧道竣工,用了整整一手扶拖拉机蜡烛!

  2、不屈不挠的抗争品格

  为了民族的生存,本土各族人民在一次次抗争中,孕育出了不畏强暴的牺牲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东汉时本土先后发生了13次农民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精夫相单程大寇郡县”。相单程是桑植县廖家村人,他率领土民先后大败奉旨征剿的官军;连赫赫有名的伏波将军马援也是壮志未酬而马革裹尸,最终以议和的方式才了结这场震惊朝野的战争。清朝末年(1854),桑植数千土民暴动兵败,暴动头领贺廷璧等30余人被押往城外河滩上问斩。贺廷璧瞋目高呼:“老子死便死,头不能落地!”话刚落音,贺廷璧之妻刘氏从人群中冲出,疾步跪向浩气冲天的丈夫跟前,神情庄重地扯开衣襟。贺廷璧见状仰天大笑,将头颅向妻子伸出。刽子手手起刀落,刘氏将衣襟凌空接住丈夫的头颅,然后头也不回,奔洪家关而去。据此编成的汉戏《刘氏兜头》,每每演到紧要处,台下一片唏嘘。

  这位贺廷璧,就是贺龙元帅曾祖父的亲兄弟。贺龙家族的另一位女子--贺龙的堂嫂子张幺姑,同样演绎了一出舍身跳崖的英雄壮剧。1929年的一天,贺龙将几名红军伤病员托付给住在娘家的堂嫂子张幺妹。张幺妹连夜将几位红军伤病员送往村后大山的一个山洞,然后每天悄悄送米送菜送柴送药。不料村里有人告了密,一天清早,张幺妹引着小儿子走在山路上,猛然发现挨户团的人老远老远跟上来了。她立马岔上另外一条路猛跑起来,小儿子便边喊妈妈边跟在后头追。张幺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绝对不能把敌人往山洞方向引。这是一条通往绝崖的路。张幺妹见挨户团快赶到时,先是将小儿子往悬崖下一丢,然后自己纵身跳下悬崖。

  从1928年到1935年长达八年的红色割据中,我市有数万人加入到贺龙领导的红军队伍中,其中牺牲者上万人。那首有名的红军歌谣:“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刀子搁在脖颈上,脑袋掉哒碗大个疤!”非常真实地反映张家界人劲勇刚毅的英雄气慨。

  战争年代是如此,和平岁月同样需要这样一种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以两位儿童和少年为例:年仅8岁的小女孩龚林俊,是永定城区大庸桥小学的二年级学生。两年前就靠拾破烂维持学习和帮助维持一家人生活所需,并尽力为身患尿毒症的母亲治病,用一双稚嫩的手撑起了一个濒临绝境的贫困家庭。2008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这孩子竟然拿出自己一个月捡破烂所得的400元钱,全部捐给了灾区!桑植女孩刘梅,在患病的10多个年头,先后107次昏倒在死亡边缘,107次奇迹般地站了起来,活出了许多成年人都难有的生命质量。两个自强不息的张家界少年,灾难撞不倒、贫困磨不坏、疾病打不垮,这种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就好比长在张家界岩峰上的武陵松,生存环境再艰难困苦,也能不屈不挠地长成一片永恒的绿色,生命的奇迹。

  二、留取丹心照汗青

  ——精忠报国的奉献精神

  纵观本土历史,以土家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始终涌动着忠君报国的热血。为国土的完整、民族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不管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他们总是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用自己的忠诚和鲜血,铸造精忠报国的辉煌业绩。清代道光年间,一位姓彭的永定人,往张家界金鞭岩对面的石壁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忠”字,其弟彭水运在《青崖壁忠记》一文中形容其“灿若白雪”。此举表达了本土人士精忠报国的一种朴素情怀。

  据粗略统计:柿溪宣抚司共袭14世,有4位土司奉旨调征;桑植宣慰司共袭22世,有11位土司奉旨调征;麻寮宣抚司共袭17世,有4位土司奉旨调征;山羊安抚司共袭13世,有5位土司奉旨调征。无论是奉旨平息国内叛乱与动乱,还是奉旨抵抗外侮,都是慨当以慷,屡建奇功。说明历史上忠于中央政权是本土的主流。尤为难得的是,随时听从朝廷召唤的本土各土司,在抵御外寇或平息内乱的战事中,自带军粮,自备武装,既不花费国家军饷,也不用国家的武器装备。明嘉靖年间,各土司接到朝廷命令,为了不误军机,于是相约提前一天过年,吃完年饭,桑植司、上峒司、中峒司、下峒司的土兵于桑植司城两河口集结;大年三十,队伍到达九溪,与麻寮司、容美司的土兵会合,万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赴苏淞。茅岗土司覃尧之、覃承坤父子双双出征。麻寮土司唐仁先后调征浙江海寇和杭州海贼,立下奇功,皇帝命建忠臣祠以示褒奖,并赐“海上知名”匾额。明朝大臣王守仁为战死的土家族士兵撰写祭文时,慨叹其“三年之间,两次调发”,由衷表彰他们为国捐躯,重如泰山。奉命出国随征入侵倭寇,最长的一次是明万历年间,倭寇攻陷朝鲜,求救大明,皇帝命刘纪前往征讨,桑植第14世土司向仕禄奉调赴朝鲜随征,一去7年。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先后镇守台湾的几位张家界籍清军将领,他们陆续从家乡招募了数千丁勇,写下与宝岛同生死共荣辱的光荣历史。永定籍的刘明灯、王正道,曾先后任台湾总兵,后者战死于1894年甲午海战。光绪十年(1884年),慈利籍将军孙开华率部与入侵法舰激战,歼敌2000多名,开创打败西方海军的赫赫战绩,随即提升为福建提督;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日本占领台湾,孙开华长子孙道元、孙道元之妻张秀容先后在与日本占领军战斗中杀身成仁,真是一门英烈!目前,湖南省的涉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共只有两处,两处都在我们张家界,一处是孙开华故居,一处是刘明灯墓园石雕群。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13万人口的永定(大庸),就有上万名热血儿女奔赴战场。永定籍营长张国勋,桑植籍营长王子隆,桑植籍营长陈士伯,永定籍少将副师长覃子斌,都是在率部与日寇激战中数度受伤而壮烈殉国的。张国勋烈士尸体运回老家时,县城数千群众唱着《悼张国勋营长》送葬:“张营长,为抗日,血濺沙场。抱牺牲,杀倭寇,敌胆皆丧。金瓯将覆,喋血长城永流芳。万民痛悼,无限凄伤。”1947年,当地政府将王子隆牺牲之地胡家桥命名为“子隆乡”,将陈士伯牺牲之地马桥乡更名为“士伯乡”。

  贺龙元帅是张家界人忠肝义胆、侠骨柔肠这一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的典型代表。他是在个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听从共产党指挥发动南昌起义的;他是在革命处于最低潮,毅然决然加入共产党的;他是在只剩下几条枪的情况下,脱掉皮鞋穿草鞋,回到家乡重新拉队伍搞红色割据的。1934年,他奉命牵制20多万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北上。1936年他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关键时刻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到达陕北后,他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在三大红军主力中人数最多,他主动把部队交给中央,愉快接受中央的工作安排。凡此种种,都表明他的大忠大义。贺帅生前对精忠报国的岳飞极为推崇,1926年他率师北伐,刚好就是岳家军当年抗击金兵的路线,建国后他的床头一直放着一本《说岳全传》,看到动情处就忍不住抹眼泪。文革期间,他身陷囹圄横遭迫害,却一直替国家的命运担忧,在给儿女们写信时总是告诫他们: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毛泽东曾经评价贺龙三条:一是忠于党忠于人民,二是对敌斗争狠,三是能联系群众。其中第一条就是“忠”!

  三、自古情义值千金

  ——侠义友善的仁爱精神

  以土家族为主的各族人民重情重义、仁爱友善,十分看重亲友邻里之间、社会之间、家庭之间的友好和谐,推崇行侠仗义、古道热肠。试举几例:

  ——本境人们把亲友邻里间的团结互助,视作做人的根本。“一家有事,百家帮忙;一家出事,百家不安。”村中某户因家贫而不能供儿女上学,全村各户会凑钱帮助这户人家。以民间组织形式出现的 “老人会”,用于村寨子中孤寡老人去世时丧葬所需。亲友邻里中谁家有了红白喜事,都是倾巢出动,当作自己家的事情。盖房屋以及重大农事活动,众位邻里亲友就会自带劳动工具,应邀相帮。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五六十人,今日帮这家,明日帮那家,俗称“斢手抓背”、“帮白工”。这一习俗沿袭至今。

  ——桑植县葫芦壳人王家武,自清代嘉庆元年(1796年)起,雇石工百余名,历时14年,在澧水南岸的悬崖绝壁上凿成一条宽1米多、长20公里的悬崖栈道,既保证了行人安全,又使南岔至陈家河缩短路程30公里。而王家武财产亦因此耗尽。知府赐予“和善之家”匾额以示褒奖。

  ——向国栋是桑植宣慰司最后一位土司王,他在履任期间,一直致力于维护司纲、主持公道、为湘鄂边界的睦邻友好奔走呼号,从而赢得各土司的广泛敬重。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起,耗时4年,耗资万金,协助散毛土司平定覃燔弑主篡位叛乱。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与容美土司田旻如在本司境内大岩屋举行盟会,以修永好联姻之谊,并在石壁刻“山高水长,亿万斯年”八个大字,传诸后世。雍正二年(1724年),司官彭彭泽蛟趁保靖土司彭泽弘病故,图谋篡位。彭泽弘之妻彭氏携二个幼子来桑植司求救。向国栋慨然联合永顺、容美两司呈文湖广省督、抚二院。不久,朝廷授彭氏长子袭保靖宣抚司使之职,向国栋即派员护送彭氏母子回司上任。

  ——张桃妹,永定区沅古坪人,是名噪一方的刘三姐式的民歌手。她才华出众,心地善良,经常用歌劝谕世人,调解纠纷,深受群众拥戴。一次碰到婆媳俩吵嘴,她就唱:“婆媳吵口莫记恨,雨天薅草转背青(亲)。媳妇走路婆打伞,大人遮过小人心。”一次碰上强盗正要动刀杀人,她冒死相劝:“劝君莫把恶事为,应将长者当父辈。若是君子父遭劫,口中夺食该何罪?”一次,唐姓和龚姓齐聚了400多人枪要动手械斗,她闻讯后当即赶往事发地唱道:“双方乡亲听我言,早不相见晚相见;唐龚好比两只船,中间隔座鼻梁山。龙虎相斗有死伤,妻儿高堂谁照看;死者不知生者惨,须知齿亡唇更寒。”一直唱到双方各自撤走。

  ——慈利籍台湾老兵胡余清, 1948年被抓丁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1949年随部队辗转到了台湾,一直没有成家,魂牵梦萦的便是有朝一日回老家来与妻子、儿女团聚。台湾的政策松动后他回老家探亲,才得知两个孩子早已病夭,结发妻子曾一姑也早已改嫁。砸烂骨头还连着筋,胡余清得知曾一姑后来的丈夫一年后病逝,就先后13次回乡看望曾一姑,1999年两人重续旧缘,又结为一家。这一年,胡余清75岁,曾一姑74岁。从1948年到1999年,整整51年时光,足可见张家界男人的重情重义。

  ——永定区沅古坪山区一男子,前些年瘫在床上,隔三岔五被他媳妇哄进大背篓,背着他往自家菜园子、稻田、山林转悠转悠,跟他商量地里的春种秋收,跟他叙说村里的家长里短,用这种方式给丈夫解闷散心。感动得乡亲邻里都夸瘫子命好,娶了这么个贤惠媳妇!

  ——慈利县退伍军人王章才,用上百次的见义勇为书写了当代张家界人的大义。1993年在公共汽车上挺身而出,与两名歹徒搏斗中身中13刀,后来缝了47针,胰岛素上落下疤痕,左手无法再伸直。1994年某油库失火,他自发跑去救火,不慎从高处摔下,三处骨折。

  再比如:1998年7月特大洪灾中,慈利农民朱明初抱病抢救陷身洪水的110名乘客而英勇献身。2002年10月,被毒蛇咬伤的武陵源区农民赵明健,拼尽全力先解救身陷孤崖的外地游客,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2008年5月,正在四川旅游的14名慈利护士,遭遇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在生死难以预料的特定情形下,主动投身救死扶伤的工作。王章才、朱明初、赵明健和慈利14名护士的侠骨热肠,一并展示与更新着张家界人的美好形象。

  四、山临绝顶我为峰

  ——争为人先的进取精神

  敢为天下先,被概括为“湖南人精神”,地处湘西北的张家界,

  同样有着自强不息、争为人先的优良传统。1911年辛亥首义,第一个攻占武昌城头,第一个把战旗插上武昌城头的,就是张家界籍的谷壮猷及所率全营将士。1927年8月1日,追随贺龙在南昌城头打响震古铄今第一枪的队伍中,就有张家界籍的三千子弟兵。参与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两弹一星”元勋中,就有张家界籍的陈能宽院士。张家界籍的著名经济学家卓炯,被理论界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开拓者。水稻专家王子立是中国水稻栽培技术领域迄今为止唯一获得国家发明奖这一奖项的人。“娃娃鱼之父”王国兴人工孵化繁育大鲵取得了国内领先的专利技术。开发五倍子系列产品的“贸源化工”创始人汤先赤10年前还是一个走村穿寨收购五倍子的小贩,数年光景已位居全国同行业之首--王子立、王国兴和汤先赤三人,都是“土八路”出身,却都在科技领域做出了让张家界引为自豪的业绩。还有,2000年以来张家界接连出了三个全省高考状元,当属自强不息、争为人先的具体体现。

  湖南省14个地级市(州)中,张家界建市最迟,下辖区县最少、人口也最少。但是这并不妨碍张家界人秉承“特别独立之根性”的湖南人精神,自强不息、争为人先。即以30年间张家界旅游开发建设所创造的一系列业绩为例:

  ——1982年,张家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1992年,张家界被列入中国第一批世界自然遗产;

  ——2004年,张家界被列入中国第一批世界地质公园;

  ——1987年开漂的茅岩河漂流,成为中国旅游第一漂;

  ——1996年上市的“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旅游第一股;

  ——始于1991年的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森林保护为主题的国际性旅游节庆活动;

  ——2001年起执行的《湖南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是我国第一部保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地方性法规;

  ——2004年起,我市在全国地级市中最早启动生态市创建,并开全国风气之先,每年市人代会都安排向大会报告环境保护工作;

  ——安全是旅游城市的生命线。1997年起,我市连续三届12年荣获全国社会治安优秀单位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地市,09年捧回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高荣誉“长安杯”。

  此外,人类首次驾机穿越自然山洞天门洞、土家风情园的木质结构吊脚楼“九重天”、百龙观光电梯等,纷纷以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为标志,印证“弄潮儿向潮头立”的张家界人,一个个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争为人先、占尽风流。

  五、天门洞开云气通

  ——开明开放的包容精神

  前人先后题写过“天门无锁白云封”和 “天门洞开云气通”的句子。这一“封”一“通”,究其实就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

  张家界历史上有过四次大的移民。一次是4000多年前舜“放驩兜于崇山”,以及2000-3000多年前庸国、巴国、楚国相继被灭期间的流离转徙;一次是明代实行大规模军屯;一次是明末清初,永定卫、九溪卫发生兵乱长达40余年,“人户百中仅存一二”,于是采取政策吸引大量外来人口;一次是1988年地级市建立以后。大移民促进了多元文化交流,熔铸了一种兼收并蓄的包容文化,一种文化开放精神。在吸收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同时,注意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不断改变本民族的文化观念,更新着自己的部分传统,从而创造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本土文化。精神上的积极开放进取与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使得本境无论在宗教、哲学、伦理、文字、制度等方面,还是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土家族的宗教信仰,就是十分的多元化:除去本土本民族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土王崇拜、多神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都不乏信仰者,市区普光寺儒释道三教同居一隅,相安无事且相依相携,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

  明代卫所制实施之后乃至清代雍正王朝“改土归流”政策实施之后,本境对先进文化的学习与借鉴,力度得以大大加强。因为此前本境虽不断与外来文化发生交流,但交流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军事冲突或朝贡与赏赐方面,所以客观条件上受到很大制约。这里的地理环境本来就是山高坡陡,交通阻塞;加之土司王们也推行“汉不入境,蛮不出峒”之类的民族隔离政策,所以种种自然的和人为的交往屏障,阻隔和制约了本境文化交流的步伐。明代在本境设置卫所,实行屯田,长期驻军,军人家属亦随之迁入。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技艺和经营方式,并在本境进行传播与推广。元、明、清以来,大量汉族农民、商人、匠人纷纷进入本境,其先进农耕文明很快为当地人民所接受。本境农耕文明的巨大进化,具体表现为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农耕技术的发展、手工业的改造与提高、商业的日渐繁荣。比如玉米、甘薯、马铃薯、小麦、油菜、糯稻、粳稻等农作物的引进,大大丰富了本境农作物的品种;铁制农具、耕作方式、大兴水利等农耕技术的引进,结束了本境原始农耕历史;商业活动改变了旧时“土民不事商贾”的现象,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和生活的改善,也逐渐更新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激发着人们的开放进取的民族精神。

  本境文化教育事业的萌生和发展,则表现在教育观念的转变和办学积极性的高涨。土司时期曾规定土民不许读书识字,“违者罪至族”,致使改土归流前本境文化一直停留在原始时期而很少有什么新的起色。明代以降,当局倡办卫学;朝廷采取强制措施,下令“诸土司皆立县学”,“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不入学者不准承袭”。改土归流以后,流官极力倡导教育,兴办学校,并鼓励民间办私塾义学等。渐渐土司地区上层人物由原来的被迫性行为转化为自觉性行为,具体表现为办学热情空前高涨。土司地区上层人物重视教育的姿态,也影响到普通百姓教育观念的改变,具体表现为对教师、对文字的尊重和对求学的执着。永定区的后坪镇,现在还有一石砌“惜字塔”,在老百姓看来,字纸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或者说是神的力量的显示,任何践踏字纸的行为都是对知识的不恭,而对知识的不恭就是对神的不敬,是要受到惩罚的。这种对字纸的敬畏,曲折地表达了本境人们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的思想观念。学校的兴办,涌现出了大批知识分子,各县都有科举成名之士。他们或是成为朝廷官员被派往外地,或是从事教育工作,使本境子弟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和获得更多的改变自身生存境遇的机会。这种求学轨迹的良性循环,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本境教育事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民国三年(1915年),把当时的永定县改叫大庸县,民国时期一位名叫黄光焘的县长曾依“大庸”二字,撰写了一副有名的对联:“继往开来有容乃大,顶天立地不易为庸。“有容乃大”无疑是兼收并蓄之包容文化和开放意识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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