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庸国与大庸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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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记载：“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罗泌《路史》卷八载：“[祝诵氏]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阳，是以谓祝融峰也。”有学者认为：“祝”训诂皆为“大”，融与庸同音，庸即融演化而来，庸人就是祝融氏的后代。在祝融后裔中有个人叫容(融)成，他率领祝融氏族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一路探寻，来到被后人称作云贵高原与湖广盆地交界之地，即高山与平原结合部的今天门山(古称嵩梁山)下的澧水河滨，沿着溪岸的河堤搭起高脚悬棚定居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宗族的壮大，其后建立大庸帝国。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庸国的起源应在夏时或更早。庸国的都城大庸本身也表现出庸国的古老(现古城堤遗扯犹存)。大庸即取祝融氏族之意，又寓示大庸的“大”字上面加一横为“天子”，“庸”为“城”之意，也可以理解为天子之城，其疆域之大。大庸人在夏朝时称为和夷，因为祝和(融)之后夷(夷疑为“裔”的初文)，“和夷”二字成了庸国人的象征和骄傲。商朝时正式称为“庸国”。

　　庸国人凭着富饶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不断接受商文化，掌握了青铜技术，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其政治经济不断向前推进。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其力量也不断强大，为大庸帝国的领土扩张和文化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庸国子民走出“大庸”开基立业，固守祖业的“庸人”们一天天落后于那些后起之秀，居安思变的“庸君”不得不考虑迁都。经与先期到达的荆楚地带开荒斩草的庸国精英们的反复堪舆踏测，选择了今湖北省竹山县境之田家坝作为新的庸国都城所在地。出于不忘故都的感情，便将新城定名为“上庸”，故都大庸便称为“下庸”。雄居秦、楚之间，巴、蜀之际，并有过一段中兴复苏的辉煌历史。

　　商朝末年，当新的势力开始在中原兴起，王朝更迭渐成定局之时，庸国也加入到了周部落所建立的同盟中，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灭商大战之中。庸国先民成了灭商兴周运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据《尚书》史记载，公元前1046年，“武王兴兵讨纣，庸率卢、彭、麇、儵、鱼、夔、施等八国以兵相从”，庸国不惜让精锐部队倾巢出征，为西周王朝兴建立下了赫赫战功，从而获得了国名融入周鼎的殊荣，但国力却大大减弱。

　　以前，人们对庸国不是很了解，以为庸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实际上，庸国包括麇(jun)、儵(shu)、鱼、夔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县，今巴东、兴山、秭归、建始等县，是古代夔国的领地，当然也是庸国所属。历史上著名的屈原就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

　　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其建国历史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庸国在夏时，或最迟在商时就已经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中间无间断的国家。如果从夏时算起，就有17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商算起，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古庸国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文化之摇篮在辉煌文明的推动下，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称霸一方。

　　从有关文献和考古挖掘表明，早在6000年前，庸国的广大地区已经广泛种植稻谷，农耕文明的出现使人们有时间娱乐，文艺得到发展。那时的文艺就是巫舞，从桑植出土的战国墓葬饰物中可以体现，而庸国就是崇尚巫文化的国家。《民俗博览》记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夏商时期的庸人拥有独特的而丰富的文化形态。庸国还盛产五金，是铸钟大国，掌握着先进的青铜技术，因此又被称为“镛人”。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庸人又是史料中记载的最早饮茶的先民，早在商、周时期，就发明了茶叶和生漆，并将茶叶和生漆作为贡品，陆羽在《茶经》中记载的：“八之出”，山南六州，其中金州、峡州即全部或部分为古庸属地。《广雅》曰：“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惹饮先灸，令色赤，捣未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古庸国属地现分别隶属现湖南、湖北、陕西、重庆三省一市，属于不同的省、市管辖。但长期以来与湖南省周边省市仍然保留着不少共同的文化特征，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丧葬文化、婚姻文化、语言文化、娱乐文化、巫文化、道德文化、地名文化等。如在古庸国张家界内有庸州、大庸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施溶溪、大庸、桑植、慈姑、澧水、淡水、阳和(火)、崇山、历山、汤谷、盐垭、盐井、盐市、子午台、阳湖(父)坪、烟(炎)竹(祝)、禾(火)家山、烽火、棋盘、逃驾、立功、东升、划字、上马墩、下马鞍、界河、战马、复兴、杨旗山、护国、火盘峪、黄冠塔、歇驾、东升等地名都是古庸国的“地名化石”;桑植民歌、澧源傩戏、梯玛神歌、大庸硬气功等艺术都是古庸国留下的“文化化石”;吊脚楼、盐罐、蓑衣、磨碾、背笼、刺绣、石臼、便壶、陶器、石刻、围鼓等实用品都是古庸国下的“器物化石”;祭祖、拜天、请神、求雨、跳丧、上梁、结草、号树、器嫁等活动都是古庸国留下的“习俗化石”。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有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褛、澧流域以及在竹溪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在张家界市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了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就请求上天变“人死蛇锐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就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张家界及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

　　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明白了以上的史事，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理解。庸国立国千余年，为何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也应仞而解了。

　　古庸国是我国巫文化发祥地之一。长江三峡的巫山古称灵山。《山海经·大荒西经》称灵山有十巫，今已被证明都是早期的庸人。其后，十巫中最强大的“巫咸族”建立了一个“巫咸国”(在今天的巫溪县一带)。十巫中，巫咸、巫彭都曾为商王太戍的大臣。巫彭精通医道;巫咸精通医道外，还精通天文、乐器。巫咸、巫彭所研究的医道、天文、乐器等;致使这些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巫文化，而且其使用的巫术也基本相同。这些巫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巫文化的另一方面，就是中草药文化。湘、鄂、陕边境地区民间中草医颇具地方特色，积累着丰富宝贵的经验。这恐怕同上述巫术一样，与古代庸国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庸人还有先进的铸造文化。庸国被灭以后，庸人中有一支远走东南瓯越(福建)山地，成了后来的百越中的越人一支，这个外来民族以善于冶炼青铜器著称，最初称为“钺人”，钺与镛意义相通，都是指善于冶炼青铜的意思，钺是一种青铜兵器，这也显示以武立国、精于冶炼的巴镛人的一种特性。在古代，钺越二字相通，钺(镛)人后来才被叫成越人。这支越人就是庸人的后裔，武夷山区一带存在大量秦汉以来的悬棺崖葬，与庸人的风俗完全相同。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庸君被杀，三个王子两死一逃，遂为三国所灭，楚、秦、巴三国瓜分了庸国的土地，废其国名，都城内外千里沦为楚之县邑上庸，受辖于汉中郡，楚王实现了“不飞则矣，一飞冲天;不鸣则矣，一鸣惊人”的壮志。如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诸侯国想灭掉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庸国灭亡后，在四面强敌、遍地狼烟的虎视下，庸人就开始了悲壮地迁徙，他们的迁徙路线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有沿着武陵山脉过峡江，进入到清江、酉水、澧水流域，而这些区域正是原大庸国的故土，亦就是现今张家界市及周边地区。祝融氏后裔中熊、庸、荆、彭、卢、施、曹、覃、向、董、容、伍、田、苏、顾、夔、朱等诸姓，与当地族群和谐共处，并将大庸开发成为避楚秦之乱而遗世的武陵仙境。

　　早在庸人举族南迁故都大庸之前，与庸人同宗同族的赤松子就已归隐于大庸。在庸文化的早期起源中，伏羲画八卦已经发仞出儒道两宗，赤松子是道家的开山人物。据《直隶澧州·方外》中说：“赤松子，相传隐于赤松山(今天门山)迄今有丹灶遗存。”赤松子淡泊入世，隐居大山，修炼长生之道，首创《辟谷养生法》，采百花为食，极山林之乐，是中国道家的一脉的开创者。炎帝女儿对他极是爱慕，随他四处云游修道。后来，赤松子归隐大庸，开辟了中国隐逸文化的先河。

　　赤松子之后，鬼谷子也隐遁于大庸，其后，汉留侯张良同样归隐于大庸，这三人是中国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人物，他们的归隐自然是万众瞩目，与这些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相比，更多的隐者已经湮没于历史的清风里，在无名中销声匿迹，成就了真正的完美隐逸。正是这一代代无名的隐者，托起了庸文化的隐逸风骨。大庸文化，就是一部民族的隐逸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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